从《讲授提纲》到《矛盾论》

《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该文构思撰述于1937年8月，历经十余载沉淀锤炼，直至1952年才正式发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后调整至第一卷）。这一长达15年的间隔，并非简单的出版延迟，而是一个深刻的理论淬炼与思想成熟过程，生动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严谨性与实践性。深入把握《矛盾论》思想精髓与历史地位，必须追溯其直接母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生成语境，细致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逻辑、理论贡献与当代价值。

一、《讲授提纲》的生成条件与历史背景

真正的哲学，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与升华。《矛盾论》的深刻性与生命力，正是植根于其母本《讲授提纲》所应答的特定历史课题与紧迫现实需求。

（一）创作条件与理论积淀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为毛泽东进行系统理论创作提供了客观可能。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新哲学”课程，旨在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为此，他亲自撰写了6万多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作为授课核心蓝本。在陕北窑洞中，毛泽东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如《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的深入研读，与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包括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进行深度融合，进行了开创性的哲学思考与体系化构建。他的讲授摒弃了教条式、学究式说教，代之以鲜活的中国革命案例（如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来阐释深奥的哲学原理，展现出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鲜明品格，深受学员欢迎。其中，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以其初步的系统性论述，成为光辉著作《矛盾论》的直接雏形。

（二）革命实践与理论建设双重驱动

一方面，从1921年建党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失败”的深刻循环。这一曲折历程迫切要求全党从哲学高度进行反思，探索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党内存在的将马列经典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阻碍了正确路线的制定。复杂斗争形势要求党必须掌握科学方法论特别是辩证法，以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制定正确战略。毛泽东指出，“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讲授提纲》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紧迫的现实需求交织下应运而生，其影响力迅速扩散。据《党的文献》等权威刊物考证，其版本流布甚广，现存及可考版本达二十种之多，最早公开署名发表于广州《抗战大学》杂志（1938年4月刊），足见其在党内外的广泛传播和重要影响。

二、《矛盾论》的成型、修订与理论飞跃

《矛盾论》虽直接源于《讲授提纲》的相应章节，但绝非简单的整理或复制，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深刻的理论超越与系统性升华，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一）文本的承继、中断与精炼

《矛盾论》的原型，是《讲授提纲》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1937年8月，毛泽东在讲授至此部分后，因“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其工作重心必须转向领导指挥全局抗战，唯物辩证法部分的授课计划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在某种意义上为深度思考提供了时间缝隙。值得注意的是，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仅收录了同样源于《讲授提纲》的《实践论》，而未收录《矛盾论》。据史料记载，毛泽东认为《矛盾论》的初稿“太像哲学教科书”，担心其可能影响《实践论》所突出强调的“实践第一”观点。此后，他对此文进行反复推敲、修改和润色，使其理论表述更为精准，逻辑结构更为严密，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最终，于1952年定型并正式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一精益求精的修订过程本身，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严肃对待理论创新、追求真理的生动体现。

（二）理论体系的深化、丰富与成熟

《矛盾论》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相较于《讲授提纲》中相对纲要式的论述，《矛盾论》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核心范畴的阐释。其论述更为深邃缜密，逻辑架构层层递进、严谨完备。它紧紧聚焦“矛盾”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构建起一个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极具中国特色的矛盾理论体系，使之从教学提纲中的组成部分，跃升为一部结构完整、思想深刻、影响深远的独立哲学经典著作。

（三）实践指向的强化、聚焦与升华

《矛盾论》的哲学锋芒更加锐利，其批判性与实践导向更为突出。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犀利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特别是将教条主义者痛斥为拒绝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懒汉”。其通篇贯穿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特殊国情和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文中对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精辟论述，为理解和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如处理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提供了坚实而灵活的方法论基础，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如何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

三、文本比较视角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深化轨迹

将《讲授提纲》与《矛盾论》进行比对，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数年间所实现的重大发展与理论重心的演进轨迹。《讲授提纲》作为教学纲要，其首要任务是相对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体系轮廓，带有普及性和基础性。而《矛盾论》则实现了战略聚焦，它舍弃了面面俱到的叙述方式，集中全部理论火力，对“矛盾法则”这一辩证法的核心进行了纵深式、攻坚式挖掘与阐发。这种转变，带来了几个显著的理论突破：

第一，理论聚焦更为锐利与深刻。 《矛盾论》对矛盾问题的论述具有前所未有的穿透力与理论深度，它不再是介绍性的“教科书”，而是研究性的“学术论著”，对于清算党内长期存在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批判力。

第二，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更为紧密与娴熟。 《矛盾论》中的矛盾分析，不再是抽象的哲学原理推演，而是直接切入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国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等核心现实问题。例如，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不仅是对辩证法理论的贡献，更是为党在复杂环境下制定战略策略（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提供了锐利的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南，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三，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批判更为彻底深刻。 《矛盾论》中专门设立“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且论述最为充分、用力最深。毛泽东深刻指出，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否认矛盾的特殊性，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一般真理变成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这种批判触及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因而更为切中要害，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上述从“全面概述”到“重点突破”、从“理论介绍”到“实践导向”的演进，清晰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自身理论自觉性、自信性与成熟度的显著提升。

四、《矛盾论》的当代启示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学习《矛盾论》，关键在于掌握其“活”的灵魂——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转化为我们观察世界、研判形势、分析问题、制定策略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升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一是要勇于正视矛盾，强化问题意识。 要深刻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敢于直面发展中的一切难点、痛点、堵点，不回避、不掩盖矛盾，将发现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

二是要精于剖析矛盾，坚持具体分析。 必须花大力气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群中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从而明确工作重心，抓住“牛鼻子”，做到精准施策。

三是善于化解矛盾，促进矛盾转化。 认识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要掌握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作用的原理，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促使矛盾向有利于事物发展、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方向转化，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矛盾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矛盾论》从一份讲授提纲，最终淬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一历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国大地深扎根系、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它雄辩地证明：理论的生命力源于与实践的深刻互动和无止境的发展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走向未来的根本遵循。《矛盾论》作为这一结合的典范，其理论光辉将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作者为第68期中青班学员）

（责编：王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