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双刃剑：读《资本论》“机器与大工业”有感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角色进行了极为深刻乃至无情地剖析。机器，这一人类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在资本驾驭下，呈现出一幅极其矛盾的图景——它既是驱动文明飞跃的强大引擎，亦是加剧人的异化与苦难的冰冷枷锁。它绝非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挥向的方向，取决于掌握剑柄的人。

第一刃：生产力的革命与文明进步的幻象

马克思绝非否定机器带来的生产力巨大进步。他清晰地看到，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是生产方式的一场革命。它极大地缩短了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突破了人类生理极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创造了社会财富。从表面上看，机器的应用带来了更丰富的商品、更“便捷”的生活，仿佛铺就了一条通向普遍富裕的康庄大道。

资本主义也正是这样自我宣扬的：机器是进步、文明和财富的象征。然而，马克思早就犀利地穿透了这层幻象，将分析的焦点从“物”的关系转向了“人”的关系。他引导我们追问，机器增产的巨大财富流向了何方？机器节省下的劳动时间又成为了谁的财富？

第二刃：剥削的深化与人的异化

机器在资本手中的首要目的，绝非为了解放劳动者，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机器的应用，使资本家能够以同样甚至更少的工资，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工人看管机器所生产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这背后的差额被资本无情地汲取。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机器彻底重塑了劳动本身和工人的命运：一是劳动的去技能化与工人的“附庸”化。传统手工业需要工人掌握复杂的技能，而机器大生产则将复杂的劳动分解为极其简单、重复的动作。工人不再需要运用智慧和技艺，而是如同机器的活体附件，终身重复一个单调的操作。他们从手工艺人沦为了“局部工人”，创造力与主体性被彻底剥夺，更深地陷入了对资本的依附。二是产业后备军与劳动强度的加剧。机器排挤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过剩”的工人，即产业后备军。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一方面为资本提供了随时可替换的劳动力蓄水池，另一方面加剧了在岗工人的竞争压力。资本家得以借此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用“机器支配人”来代替“人支配机器”。三是人的全面异化。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乃至他人相异化。在机器旁，他感受不到创造的热情，只感到无尽的疲惫；他生产的产品越强大，他自己反而越渺小；他不再是劳动的主人，而是服务于资本自我增殖这一目的的奴隶和工具。

双刃之思：历史的镜鉴与当下的回响

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的剖析，在今天读来非但毫不过时，反而更具震撼力。我们能清晰看到，“机器”这把双刃剑，在历史的舞台上变换着形态，但其逻辑内核从未改变。

如今，“机器”化身为自动化生产线、算法、人工智能和数字平台，科技创新为我们带来了效率与便利。然而，马克思的追问依然有效：算法推荐节省了我们的时间，但谁在收割我们的注意力和数据产生的巨大价值？平台经济提供了“灵活”就业，但是否也创造了新型的、“被困在系统里”的数字无产阶级？自动化取代了重复性劳动，但被淘汰的劳动者是否也成为了新时代的“产业后备军”？

困惑与思考：

今日，当我们站在人工智能（AI）革命的潮头重读此篇，惊觉历史的逻辑竟如此相似。AI，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机器”，正以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式，再现并加剧着这种双重性。AI将会替代大量人类劳动（可变资本），同时需要巨额的初始投资（数据中心、算力、研发等不变资本）。AI不仅替代体力劳动，还开始替代脑力劳动（如设计、写作、分析等）。这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失业（产业后备军扩大），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压力（因为只有可变资本才创造剩余价值）。

（一）AI之利：生产力革命的“锋刃”。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机器对生产力的解放作用。AI正是这一逻辑在当下的极致延伸，其利无比锐利。极致效率与无限可能：AI算法能够优化生产流程、预测市场趋势、实现精准的资源调配，其效率和准确性远超人类，极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科研领域，AI正助力破解从蛋白质结构到宇宙奥秘的难题，开启了人类认知的新边疆。解放人类于重复性劳动：正如机器取代了体力劳动中的重复环节，AI正在接管分析、识别、判断等程式化的脑力劳动。这为人类从单调、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转而从事更具创造性、情感性和战略性的活动提供了潜在可能。个性化服务与生活便利：从个性化推荐到智能家居，从便捷的语音助手到精准的医疗服务，AI技术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社会服务的精准度和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创造了巨大的使用价值。

（二）AI之弊：剥削与异化的“锋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下，技术的先进性并未自动带来社会的公平与人的解放。AI的弊端，恰恰在于它继承了传统机器的剥削逻辑，并以更隐蔽、更强大的方式将其升级。“算法剥削”与价值分配的极化：马克思指出，机器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工具。AI将这一过程推向极致。平台资本通过算法不断优化剥削效率，最大化“产出/工时比”。零工经济中的骑手、网约车司机，其每一分钟都被精准计算和压榨，困于“算法的牢笼”。AI创造的巨大财富，绝大部分流向了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寡头，是否会导致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和社会撕裂。制造“新式产业后备军”与劳动贬值：机器的应用会排挤劳动力，制造产业后备军。AI的威胁范围已从蓝领扩展至白领。翻译、客服、数据分析、甚至部分编程和设计工作正被AI替代。这是否造成了结构性失业的焦虑，更如马克思所言，加剧了在岗工人的竞争，压低了劳动力价值，使整个劳动者阶层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深度异化：从“机器的附庸”到“数据的附庸”：在工厂中，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在数字时代，我们正沦为数据的附庸。我们的注意力、行为偏好、社会关系乃至情感波动，都成为训练和喂养AI模型的原料。我们生产的数据反过来被用于操纵我们的消费、影响我们的观点，甚至塑造我们的行为。劳动异化升级为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的异化，人的主体性面临严峻挑战。监控资本与权力固化的风险：AI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工作场所监控系统，赋予了资本和管理者前所未有的监控能力。这不仅侵犯隐私，更成为一种规训手段，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并可能为技术威权主义铺平道路，固化现有的权力结构。

结论：掌握“剑柄”的方向

AI是矛盾与潜力的双重载体，关键在于其所有权和用途由谁掌控。读“机器和大工业”，最大的收获并非对技术的否定，而是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我们必须超越技术中立论的神话，时刻审视技术为谁所用、为谁服务。我们能否从《资本论》的批判中汲取智慧，进行深刻的社会制度创新与调整？能否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法规和伦理共识，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由社会共享？能否将AI的发展方向，从服务于资本利润，扭转为服务于人的解放与福祉？

这要求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对数字资本进行有效规制、如何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如何确保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公有性与普惠性，最终如何握住AI这把“双刃剑”的剑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第68期中青班学员）

（责编：王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