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大四那年)的最后一个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是赶上了大学时期入党的“末班车”。对于入党,我想有位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他叫朱广荣,是我大学就读学校的学院党委书记,他让我对共产党员有了深刻的认识。
把学生当朋友的“土老师”。老朱是典型的北方人,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肩膀,儒雅的步子,在北方这个时常刮着大风的海滨城市,他常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戴着灰黑色的皮帽,走在路上时,他若不认得你便对你微微笑,若认得,便挥起手来和你打招呼,而且总会记得和你有关的“家常话”,让你觉得熟络。他是学院的教授、博导,我大一时,他教授我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他喜欢站着讲课,声音洪亮,在大阶梯教室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楚。还记得他在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课程时,最喜欢讲的例子是“你去坐板凳,是屁股坐在板凳上呢,还是板凳坐在屁股上?”由于他讲的太过频繁还带着口音,以致于后来他讲前半句,我们可以偷偷接上后半句并大笑起来,所以我们私下都叫他老朱,而不是朱书记。
喜欢一个人串宿舍的“老农”。大一时,男生宿舍在6楼且没有电梯,和我们熟悉了之后,他就不愿带着系主任或是辅导员,而是一个人慢慢走上来。每个宿舍都进来坐坐,苦口婆心的诚恳神态又像一位“老农”,看看大家的生活,问问大家对食堂吃得满不满意、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的时候甚至带着水果,毫无党委书记的架子,这让我第一次觉得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我懵懂地觉得老朱就是我要成为的那个人。那一年我向组织递上了入党申请书。
发生矛盾时总在前面的“带头人”。大二时我们的宿舍搬到了新校区,这本是好事,却因为几个系之间的宿舍分配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有的同学甚至拒绝搬迁。得到消息的老朱第一个冲在了前面,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到宿舍去做同学的思想工作,讲道理、提建议,没有以上压下的口吻,没有命令指示的语气,他甚至向学校提出了解决我院学生住宿条件紧张的要求。由于老朱的人缘好,学生都当老朱是自己人,信得过,搬迁风波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老朱那个时候却又瘦了一圈。
对预备党员严格要求的“严父”。大三时我顺利被发展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感觉心里松了一口气,有些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但是这时候的老朱却变得严格起来,他经常为学生党员和预备党员们上党课,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挺在前面,在学习上、班级工作中要积极主动,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后来我们院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党员爱心流动站”“党员就业协调小组”,在大家找工作或者遇到困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候,我真正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量,以及与一名共产党员标准上的差距。
不幸的是,毕业之际老朱患上了癌症,但是他还是出现在了院里组织的毕业篮球赛上。他依然高大却不再挺拔,瘦削的肩膀更显嶙峋,他笑说年轻时在工厂里比我们这些学生打得好得多,还叮嘱我们毕业了要常锻炼身体、常回母校看看。
2009年5月,毕业后一年,老朱不幸离世,按照他的遗嘱,葬礼一切从简,学校初春的林荫道上少了一位高瘦和蔼的老人。老朱自己教授马列主义思想,也始终在践行共产党员的宗旨和要求,他有着朴素热情演绎人生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成为光华和活力四射的人。一个人一生的运势有高低,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顺风顺水还是蹇涩困顿,只要有深入群众、兢兢业业、敢于担当的精神,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作者系第63期纪检监察干部进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