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7年17岁时参加地下党的。记得前些年,一位老战友的儿子问我: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共产党为什么要对你们搞宣传工作,把你们这样的小孩子都拉进共产党?我立即回答:不是共产党强拉我们,是我们小小年纪就吃过亡国奴生活的苦头,拼命寻找共产党,争取加入共产党。
我生在宁波,稍有记忆时就跟着父母来到上海,住在英租界。从小看到中国人受英国巡捕(即警察)管辖,还有印度巡捕,头上包红布满脸黑胡子,小孩闹了,大人就吓唬他“红头阿三”来了!小孩不敢哭了。法租界是法国巡捕管辖,其中还有戴大盖帽的越南巡捕。当时我小脑袋里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都要被外国人管?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那时,我在审美小学读五年级,上课铃响过后却不见有老师进教室,随后就是大家往外逃,我也跟着下楼,到二楼教室拉上读二年级的大弟,再到一楼拉上读幼儿园的三弟,在街上,只看到日本鬼子举着枪往浙江路桥冲。我和两个弟弟拼命赶在铁门关上之前进了弄堂回到家 ,但是却被封锁了一星期。每天在家喝点稀粥维持生命,有些家庭连稀粥都喝不上,甚至饿死。一周后解除封锁,满弄堂地上都是大粪,一星期没有粪车进来了,肮脏不堪。这样的封锁反复有过好几次。这对我思想触动很大,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人怎样才能改变受人欺压的状况。
我在上海大光中学读初中一、二年级时,日本鬼子教日语,每次上课要站着先唱歌颂天皇的歌,我们乱唱日本人听不懂。但日本鬼子还要我们唱第二只歌日本海军进行曲,唱不好的被他一棍子打在脸上,有的同学被打的满口吐血牙子都吐了出来,我们只能课后伏在桌子上哭。那几年,我发觉日本鬼子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他们发怒时脸上每块肌肉都会单独活动,我国有关电视剧里没有演员能演得像真日本鬼子。因为这种脸部肌肉的单独活动是需要很多代人持续做海上強盗才能练出来的。
1944年读到初中,父亲失业留在上海借钱,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五人住在宁波西门外,二弟三弟读小学,我是老大,在家帮母亲做家务。为了不挨饿,还到西门外下林钟家村帮二舅下田干活。在宁波农村我耳闻目睹了日本鬼子的严重罪行,终身难忘。那时,新四军三五支队在我们附近地区活动,晚上常有新四军三五支队来外婆家住宿。有一次遇到日本鬼子扫荡,一位三五支队管帐的同志撤退晚了一步,被日本鬼子抓住,把他强按在田梗上,強迫全村人看着,鬼子用刀背对着颈背一刀一刀砍,痛得他哇哇惨叫,直到慢慢折腾死。日本鬼子会逼着全村人看着把人活埋。有次西门外鬼子扫荡走后,忽听到一声惨叫,这家女儿被鬼子剝光強奸剖肚丢在街上。又听到一声惨叫,另一家的媳妇被鬼子強奸剖肚丢在街上。这惨叫声永远留在我的耳朵里,这种自发产生的爱国救国热情,是我以后不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地下党的強大动力。
这里再插讲一个事例。我们党校建校初期举办的三期训练班,每期召开诉苦大会。有一位党校警卫员每次抢着控诉,他说,一次日本鬼子进了他家,看到他妈围着桌子逃,根本逃不掉,结果被抓住強奸,被剖肚杀死,当时他只有13岁,躲在角落里发抖。不久八路年来了,他要跟八路军走,八路军见他只有13岁不要他,他一直跟在八路军队伍后面走了好多天,八路军只好收下了他。以后上战场,他带着血海深仇跟日本鬼了拼刺刀,他拉起衣服给大家看落下的满身伤痕,然后他在会场上大叫:“妈妈呀,你死得好苦呀!”全场响起了打到帝国主义的吼声!参加革命的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要报仇!
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人民当亡国奴的生活并没结束。美国兵驻扎在中国的大城市,到1946年底,仅一年多一点,就杀了中国人一千多,強奸200多,这都是当年报纸上有名有姓的。但当时的国民政府仍像殖民地半殖民一样,无权对外囯人在我国犯罪进行判刑,外国对中国仍有所谓领事裁判权,这些美国罪犯全部逍遥法外。我们当亡国奴的命运并没有改变。所以,当北京大学学生沈崇被美军在广场上強奸,上海三轮车夫臧大咬子为讨车费被美军一刀杀死,在1947年元旦,爆发了全国抗议美帝暴行的大游行。在经济方面,美国商品可以到中国免税倾销,为此,上海百货业在劝工大楼开爱用国货会议,结果,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活活打死,留下新婚的妻子和诞生不久的婴儿。
爱囯主义是我不怕牺牲而参加革命的強大动力,但参加共产党还由于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小学同学也是我的结拜兄弟曹永声和陈根林,当我们分别多年于1946年初在沪重聚时,他们刚参加了共产党,曹永声送我一本艾思奇著作《大众哲学》,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苏联列昂节夫著作《政洽经济学基础教程》。我差不多通宵达旦读完了这二本书,初步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说他一生二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是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改变,经济基础改变引起上层建筑改变,人类社会最后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我被马克思的历史唯扬主义逻辑折服,所以彻底不受国民党的反苏宣传的干扰。我还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延安整风文件,其中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读了共产党的文件感觉特别新鲜特别能接受。我决心要参加共产党,向曹永声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但曹永声告诉我,他参加的是当时学校里教师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曹永声劝我参加学生系统的党组织,说这样有利于开展学生运动。这时曹永声、陈根林、沐三乐和我决定1946年下半年一起投考在当时有“红色堡垒”之称的储能中学。上半年我在钱业中学读完初中最后一学期,我个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叫联谊会,培养出积极分子陈丕宇,两年后我去发展他入党,后成为海洋大学离休干部。1946年9月我考进储能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并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核心小组,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经毛振瑗同志介绍于194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结拜兄弟四个人有一个人没参加共产党,他说他害怕。我也害怕坐牢杀头,但是我想到那么多同胞死得惨,活着的人就要努力,不要再做亡国奴,我很赞成习近平总书记要我们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46年和1947年正是蒋介石依仗他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大举进攻解放区乌云压城的黑暗年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必胜的信心,就像现在一样,对党的指导思想学得越深越透,我们工作的信心就越足。
在纪念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自己参加地下党的经历,回忆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息。希望我们的党永葆革命本色,相信我们的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干越出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