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西行漫记》中的共产党人

    埃德加·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他是第一个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对红军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在宋庆龄的帮助下6月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了红军驻扎的陕甘宁边区。斯诺冲破了国民党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历时4个月，获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和其领导人的一手材料，著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在中译本的序中说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长篇谈话，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这四个月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他的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感情，从而也让世界真正认识“红色中国”。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周恩来
    到达陕北后，周恩来是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领导人。斯诺先是到了周恩来住处，看到屋子很干净陈设也很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了（后来采访毛泽东时，也是同样的发现）。很短时间的接触，周恩来给了斯诺这样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斯诺评价整个对话，周恩来显得真得很轻松很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在整本书中，斯诺在人物纪实中花了最长的篇幅描写毛泽东，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他也是第一个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毛氏夫妇的奢侈品就是一顶蚊帐。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彻夜漫谈。 
    斯诺笔下的毛泽东，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所有的财物却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斯诺通过漫谈体会到“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不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也通过采访朱德、彭德怀等党内领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乐观精神，他们感情深邃、爱护士兵，拥有杰出组织领导能力，铁一般团结，坚毅不拔、不畏艰苦，他们植根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西行漫记》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
    斯诺眼中的红军战士、“红小鬼”
    这次“西行”，让斯诺看到了真正的“红军战士”和斗志昂扬充满热情的中国人。他在书中感叹：“我幸亏接受了他（吴亮平）的劝告，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部队。”
    在观察和记录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方面，他们在不作战时，除了正常的吃饭和休息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上课、运动和开小组会。“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斯诺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士兵，要求政治部带着他去参加战士的“政治课”，政治课在列宁室里上，战士们自己带着砖块坐在上面听课，政治课有一个题目，一名青年讲课、课上积极发言讨论军事问题、指挥员有时会插言总结，战士们就认真地记在带来的笔记本上，斯诺观察到“他们的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斯诺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战士们都举手抢着回答，你一言我一语，似乎每一个青年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证明“农民爱我们”。
    从斯诺笔下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红小鬼”，他从少先队员和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身上发现令人惊异的生气勃勃精神，称赞“这些孩子真了不起”，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在和斯诺交谈的孩子中，其中有许多人还经历过长征，他们都是自愿加入红军，非常喜欢红军，对红军抱有坚定的决心。用斯诺的话来说“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13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的”。 斯诺回忆，无论他问哪个少年对红军和革命的看法，他们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喜欢红军，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己的声明“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也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但是他西行四月、通向红色中国，勇于追求真理、善于独立思考，把自己在“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有主次地真实记录下来，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由此判断，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1936年10月斯诺离开陕北。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延安孕育了延安精神，斯诺笔下的共产党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发生共鸣，成为延安精神鲜活的共产党人形象。
    今天，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读80多年前的这本书，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