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探寻经典红色文艺作品的时代力量

　　文艺作品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反映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蕴和文化素养。红色在中国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红色音乐、红色舞蹈、红色诗词、红色剧目等等，这些红色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形式传递着相同的革命情怀也传播着艺术的魅力。《白毛女》堪称中国红色经典之首，同时也是中国文艺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社会变迁与《白毛女》的文化再生产
　　作为社会现象的《白毛女》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一步步从民间传说、纸上文学、献礼歌剧、电影传播到芭蕾外交发展成为红色经典和艺术精品，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白毛女》的剧情最初发展自1934 年到 1938 年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故事。河北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租子，被地主黄世仁逼迫以其女儿喜儿抵债，喜儿到黄家后受尽凌辱，逃出黄家，躲进深山，变成“白毛仙姑”，后红军进驻，救出“白毛仙姑”喜儿。这部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翻身，揭示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鲜明时代主题。
　　卡尔·菲托在研究文学社会学时指出：“艺术只能在社会场域中生存，艺术作品唯有在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实在的。艺术品为人而成，人的作品为人而在。”艺术产生于社会，艺术创作者也是经历了社会化的社会成员，其作品必然是“社会性”的艺术作品。新中国开启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时代，1949年袁牧之等人决定将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电影。一时间，田华饰演的白毛女走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向大家深刻阐述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影片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最高的票房纪录，且被法国媒体推为世界十大名片之一的东方作品。1952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日本首次访华时一名日本议员观看《白毛女》电影后，向周恩来总理提议，希望能够将这么好的中国故事带到日本。同年9月，电影《白毛女》在日本首映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被深深打动，并首先创排了芭蕾舞剧版《白毛女》，并于1958年受周恩来邀请来华演出。这一次，《白毛女》以芭蕾舞剧的形式传递着文化无国界和艺术的通达融合，用民间形式推动着中日两国的外交，体现了“芭蕾外交”的历史价值，实现了艺术形式的融合和文化理念的共享。不仅在日本，《白毛女》故事引发的情感共鸣也传递到了欧洲多国。
　　伴随着中国社会变迁，《白毛女》一方面从艺术的角度进行不同艺术形式多元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从观众的接受角度不断挖掘故事背后的多民族情感共鸣点。由此可见，一部经典的红色文艺作品，可以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融合共享的心桥，也充分说明了一个好的故事能够激发各国人民的共鸣，一个好的中国故事，更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对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意识”的塑造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作用于人并塑造人的意识，人类的心理、思想是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引导、熏陶而形成并转变的。个体性的经验是感受，群体性的感受就会成为“集体意识”。《白毛女》红色文艺作品的经久不衰就在于将引发个体强烈情感共鸣的白毛仙姑传说转变为了一种群体性的、阶级性的“集体意识”。
　　（一）“卷入性”的集体意识
　　卷入是指非人格化的社会制度、文化规范和重大事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艺术的卷入往往通过提供心理一致的形象强化某种社会结构，或者通过提供心理不一致形象试图改变之。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文艺作品《白毛女》充分展现了艺术的情感关联功能，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影响力。田汉就曾经发表感慨说过，“白毛女这部戏是为革命立过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枪，更是因为他们的枪上有文化，有白毛女。”剧目中的正面形象“大春”“喜儿”与大众的心理达到了高度一致的程度，剧目中的反面形象“黄世仁”“穆仁志”与大众的心理不一致也达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并且成功的激发了“试图改变之”的群体心理，为革命培植了“社会土壤”。在《白毛女》的激发下，“为喜儿报仇”成了解放战争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喜儿的形象成为了许多士兵心中“为了谁”而反抗的意象化目标。
　　（二）“转移性”的集体意识
　　冲突学派的代表科赛认为，大众文化、体育和娱乐等其实都是一种“转移”或“排遣”人们进攻性的手段，是释放社会冲突和敌意的替代物，是一种“安全阀”机制，具有“缓解冲突”的功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文艺工作也进入了历史新阶段。献礼歌剧首映时黄世仁并没有被枪毙，广大受压迫的所积攒的情绪已不是一朝一夕，如何将情绪发泄出来至关重要，后经观看代表们建议，毛主席亲自批示“黄世仁应该枪毙”，这才有了大快人心的结局。“七大”献礼歌剧上映后，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突出。因此，电影版《白毛女》中弱化了抗日剧情，而更多的刻画出地主阶级黄世仁一家的累累罪行，以此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可以说，黄世仁和穆仁志的角色起到了让群众发泄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的作用，为激发民众理性的通过自救、自立到自强，从而实现真正的翻身奠定了基础。
　　（三）“制度性”的集体意识
　　制度是指人类社会中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结构，通过它，人们的活动得以组织和确立起来。艺术以及艺术活动被社会学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具有“社会维持”的功能。社会主义发展初期，芭蕾外交下诞生的舞剧版《白毛女》“因时制宜”的体现了时代变化的新需求，通过对人物角色的改编展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行为。比如“杨白劳”这一角色，从被迫签下喜儿的卖身契后喝药自杀，改编为舞剧版本中进行抗争后被杀。杨白劳从一个默默忍受、软弱无力的悲愤老人变成了一个坚强不屈、努力抗争的英雄。喜儿从一个无力改变命运甚至想要屈服于封建礼教的弱女子变成了勇于斗争、无所畏惧的女战士。这对于当时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也起到了鼓舞作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出现既满足了人民对艺术形式多样化的需要，也更多的展现出了农民阶级被压迫的反抗精神，宣告着剧中正面人物的成长，揭示了被压迫人民寻求自由解放的意志，起到了新的“社会维持”功能。
　　（四）“平衡性”的集体意识
　　韦伯认为，艺术越来越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价值观的世界，与宗教类似，只不过以“品味”的判断，代替了“道德动机”的判断，构成一种反神学但又类似神学的新的超级价值观。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平衡、稳定的机制，它本身也在不断生成新的社会价值，丰富现有社会的精神体系，具有“普适平衡”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对红色经典艺术的现代化转换，我们进行了许多探索。创排芭蕾舞剧《白毛女》就是对红色文艺经典再创作再传播的成功典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尽管现如今有愈发先进的多媒体效果和智能化手段，作为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在舞台上依旧延续着许多传统的形式。比如，芭蕾舞剧《白毛女》现在所用的服装和道具很多都传承自1964年创排中国版芭蕾舞剧时所使用的服装和道具，其中的道具“账本”保留至今；“八场”中的“太阳升起”仍然使用了传统保留下来的手摇式灯光。一件简单的道具、一处细微的传承，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情感。一部经典的红色文艺作品依然具备呼唤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在价值的生命力，以对抗社会上对财富、物质成功的狂热追求。就像沧桑变迁下使用了“60年的账本”、传统的“手摇式灯光”，不仅仅是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忘初心”，《白毛女》中栩栩如生的角色魅力，《白毛女》剧目的发展历程都在对今天的人们诉说着“拯救苦难人民”和“一切为了人民”的初衷，对推动社会平衡、充分发展贡献着它独有的精神力量。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将一部艺术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转变为社会学的语言，以便找到现有文学现象中可以看作社会学的对应物的东西。”这也就意味着，艺术是把社会事实译成艺术化的故事，而社会学家应将艺术化的故事译回社会事实。如果说，白毛女诞生的时代，歌剧、电影或是舞剧通过艺术的方式将社会事实转换成了艺术化的故事，那么后白毛女时代，文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白毛女》的艺术化故事中找回社会事实、探索当代价值、寻找时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