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大历史观视野中的“四个讲清楚”

    在五四运动百周年这样一个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值得学术界、理论界重视的论述有如下几点：

    其一，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

    其二，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其三，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引导人们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历史观视野中的‘四个讲清楚’”，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之。

    以“大历史观”领略5000多年文明史的巨变

    所谓大历史观，即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的两个变化点位，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体现了漫长文明史在近代发生的巨变——总体上是近代以来170多年发生的巨变，而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所带来的巨变包含在这个时间段内。

    5000年文明史何等之悠久漫长，为什么要强调近170年多年发生的巨变呢？因为这一巨变的结果也就是世人今日所目睹之中国，一个基本统一的、稳定团结的、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彻底终结了中国积弱积贫的落后面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发展缓慢的传统农耕文明形式，达到中国文明史之高峰，这是超越历史上一切变化的巨变。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亦有“中国大历史”一语，他解释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他描述为，“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俑，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需知，黄仁宇的话是1993年说的，离今日之中国尚有20多年的时间，但当下中国的辉煌已远远超过1993年的状态，此间之关系确实“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唯有“大历史观”才可领略之。

    所谓“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意味着对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宏大把握：近代中国巨变的发源地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按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在讨论中国的文化自信时，那种只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延续性，不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嬗变，甚至离开五四运动去谈文化自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四个讲清楚”的逻辑关系

    “四个讲清楚”是按照一个严格推进的逻辑关系来展开的：第一个“讲清楚”就是强调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是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华文明的5000多年长度确实是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但是，当欧美文明逆袭而来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击败，此后屡屡败于西方列强之手。有识之士意识到中西方关系不再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重演，而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既称强敌，就有先进性，这是无可回避的。

    如何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之局面呢？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开始，循着检讨器物、制度之不足的路径，终而认识到文化观念之不足。1904年，严复在《英文汉诂》中说，“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而人人以开㵸民智为不可以已。┅┅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而鲁迅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确认，中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及此后的中西冲突中失败，乃在于中国缺少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所具有的文化优点，表现在器物、制度、精神三个方面：没有人的精神独立性，就不能产生积极的创新思维，就不能带来科学技术的革命，也就没有先进的器物；具有精神独立性的人，必然破除人身依附式的统治模式，必然形成民主的制度。

    在此意义上，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就找不到现代化的那把钥匙，就无法开启现代化的道路，因此，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第二个“讲清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关系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催生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指针。

    在五四运动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以科学民主为内涵的西方先进文化时，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西方文化是可以救中国的先进文化，但恰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结果是，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既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民主、科学在内）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最后选择。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有一公正的说法，“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可见，没有五四运动开创的开放性文化态势，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

    第三个“讲清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问题的历史性解决。

    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组建共产党，既然成立了共产党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毛泽东1936年的回顾很能够说明这一关系，他说自己最初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到1920年，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后，“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另据张国焘的回忆：1920年下半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已经大体明晰化了，蔡元培得知后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

    历史已经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科学思想为指导，以此观察国家命运，挺立于世界文明潮头，从而担负起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第四个“讲清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功中国人民解决中国问题的奥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在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有权利这样说，这也就是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讲话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学就灵”并非如按图施工那么简单，这里还有一个中介环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使产生于欧洲土地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如此，可以简要概括出“四个讲清楚”的逻辑关系：五四运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探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资源和人力资源，从而，中国得益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而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还没有最后实现，中国必须记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意义，警惕文化复古主义，继续坚定前行，直达理想的境地。

    原文链接：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46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