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介

发布时间:2020-07-02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王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民主伦理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CZX052),于2020年6月顺利结项,等次为合格。现将该课题成果简介如下:

    该课题认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社会秩序面临着双重压力:其一,民主不仅在西方世界得到牢固的确立,作为一种普遍的政府模式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也大体得到了广泛的采纳。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但是,民主仅仅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形式主义操作吗?民主是中立的吗?民主是否需要伦理?民主在现代民主体制化运行中,也遇到了“代表性的断裂”。因为,今天民主与十九世纪政治民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主不仅与选举制度、新闻自由、产权制有关,而且与社会贫富、分配公正密切相关。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的分离造成许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失败。于是,民主是公正的吗?什么是我们期待的民主生活?民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这些问题正如赫尔德所言,不仅涉及民主的“内在的”或“内部的”特征,而且涉及它的“外在的”特征和后果。这些就成为当今民主面临的实质性问题。

    其二,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现代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一方面,按照既有的社会习俗生活往往被指摘,而发生“缺德”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加速发展与转型的现实世界使得人们产生无从适应的焦虑感,无法成为人们安身立命之所。伦理似乎丧失了它所本然的“居留地”功能,如何重建我们的伦理生活。这既是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伦理生活世界这个系统化存在的生活世界中,与现存的社会实践和机制相统一;同时伦理转型又是伦理生活的现实要求(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人际关系、多元的社会文化),这些显见的生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伦理生活的形态重构中得以体现。对于现代社会秩序而言,前者是合法性问题后者是正当性问题,合法性与正当性能否统一、如何统一成为现代伦理与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该课题以现代民主的伦理生活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伦理生活的现代形态——民主伦理,即现代伦理生活的民主要求、民主形态。对伦理生活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不是在黑格尔的观念意义上也不是经验论改造的社会客观机制,而是在应然与实然、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的张力之下,哲学理念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及其形态的总和。当然,在梳理现代伦理思想过程中,民主伦理不仅意味着伦理道德的民主政治要求与形态,同时也意味着现代民主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在本课题中试图将这两种理论路径与倾向统一于伦理生活之中,民主成为现代伦理生活的内在的要求与形态。因而,一定意义上,研究对象民主伦理,不是应用伦理意义上民主的伦理学(ethics of democracy)或现代伦理的民主标准(democracy as an ethical standard),也不是传统伦理形态上对伦理生活的生存基础(民主)的奠基(Groundwork for the existing fundamental of ethical life)。而是把伦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审视民主伦理对现代生活的要求,在这一哲学要求之下,民主就在伦理生活的不同层面得以展现和生成,是针对这一过程的伦理形态的概括。所以,推动由黑格尔开启的现代伦理生活的持续转型,打破传统学派之间的隔阂,谱系化地考察现代伦理生活的民主要求,重构现代民主伦理生活系统——从生存境况到实践能力、从主观心理、文化习俗到社会客观机制,揭示现代伦理生活民主化要求的一般结构。

    因而,课题研究聚焦于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民主需要伦理吗?民主与伦理看似矛盾、悖反的两个概念,二者关系的历史追溯就成为民主伦理研究的前提。民主与伦理的张力,在古希腊时期最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城邦政治生活与公民的伦理品德的统一性。民主政治需要伦理,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启蒙之后,神圣的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的解体,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秩序是人为建构起来,民主就成为这种秩序建构的政治合法性前提。然而,以单一性自我保存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普遍性国家伦理相互拒斥。民主不需要伦理,伦理也不可能在民主基础上产生。后现代激进政治理论指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是同质性的,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努力并没有消除差异性、不平等,可见民主就超越了单纯的制度和程序,在强调政治的对抗性与暴力的同时,民主本身就成为一种伦理联系和纽带。

    第二、民主伦理何为可能?首先,对民主伦理何以可能的追问,不是在前现代以及后现代语境而是现代语境。这样,我们就从民主与伦理关系的历史视野中进一步聚焦,回到“现代性谋划”的开端,对社会规范秩序现代性发端的回溯。但是,为什么在民主与伦理相互“错失”的现代语境中,我们要“重思”民主伦理问题。这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应许与公民对公正自由的 “好生活”期待之间的悖反,成为民主困境的根本所在。因而,我们把民主伦理作为一项重启“现代性谋划”的课题。

    其次,民主的伦理性问题的突显,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极权主义及其造成伦理世界的失落。对极权主义的哲学反思是在现象学层面上开展的,从阿伦特开始,她为当代哲学发现了公共生活空间的世界性。政治世界对差异性个体的开放,成为现代人的本真生存之所,是真正的伦理诞生地,而这种源始的生存情态就是民主,民主的伦理性成为现代人本真性生存的基本要求。民主伦理的哲学根据即民主的“伦理性”与“世界性”统一得以证明。

    最终,民主伦理理论形态的确立,要进一步聚焦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众所周知,民主法治成为现代公民“好生活”的普遍经验前提,然而分执于个体和共同体两端的政治哲学,无法解决多元化价值要求与共同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介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为契机,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规范秩序的合法性危机为起点,哈贝马斯指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规范基础必然是中立性程序正义原则,民主程序为正义提供合法性基础,正义为民主程序提供社会基础和价值目标。从而,初步建立民主与正义之间的互动关系。霍耐特、韦尔默等人传承了政治伦理转向的同时,以黑格尔伦理资源为基础并进行现代解读,重构现代社会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在现实社会机制中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从而使得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民主伦理构想逐步明确。

    第三、民主伦理何为?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塑中得以体现。

    该课题的应用价值在于:为解决转型期伦理道德问题提供全新视角,公共伦理秩序的建构提供理论参照。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急剧转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民主伦理提供了一种公共生活的伦理范式与实践模型,从而为道德共识的达成与公民美德的形成提供可行路径。另外,为弥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精神家园建设的伦理文化资源之不足。民主伦理理念的生活世界回归,弥补了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无力感,有效调整紧张的伦理关系、纾解道德焦虑情绪,从而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伦理共同体(家庭、民族)的重塑提供实践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