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介

发布时间:2019-07-05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叶岚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6CGL072),于2019年3月获免于鉴定结项。现将该课题成果简介如下:

    该成果致力于寻找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并阐释其影响机制。研究提取出以网格化管理推进社区治理绩效的关键变量并提出相关假说,丰富了组织结构与绩效关系、信息技术与绩效关系以及组织结构、信息技术与绩效关系的现有研究成果,并通过对象与场域的拓展进一步探析相关理论的解释力与解释范围。研究充分揭示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的实现机制与作用效果,明确网格化管理结构趋向与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对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差异,结合大量丰富的案例素材,针对实践演进、创新经验与问题挑战等,建设性地提出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该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第一,城乡地区和不同领域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过程不尽相同

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过程经历了先城市后农村的扩散路径。城市地区网格化管理大多经历了前制度化阶段与半制度化阶段,在社会治理等不少领域已经进入全制度化阶段;农村地区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过程尚处于半制度化阶段。从省域片区看,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扩散速度快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扩散速度快于西部地区。从制度效力看,网格化管理在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件中都有出现,并且制度效力明显提升。从政策领域看,网格化管理已从消防安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等有限种类的具体事项,向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卫生健康、城市管理、民族工作、农业农村和政府自身建设等9大领域100余个事项扩散。

    第二,网格化管理顺应国内治理需要,体现国外城市管理共性

从国内视角看,网格化管理是政治统治、政府施政与市民需求等多元治理需要的有效政策回应,与社区治理绩效内涵变迁具有较强的适配性。一是从“单位制”向“街居制”转型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主要在街居中进行,确保社会生活在国家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根本需要。二是网格化管理符合政府职能转变与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强化了政府主动发现能力,提高了行政资源与社会问题的对接度,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新运行规则和秩序。三是网格化管理推动了政府与居民近距离常态化互动,提升了政府公信力与公众参与度。

    从国际视角看,越是世界级的城市,对安全和秩序的需求也越高。捍卫城市公共安全的基本逻辑是形成一套对城市生活进行微观“监视”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及时响应的反馈机制:如楼宇“守门员”,类似纽约市标准化的商业楼宇安全管理,中国一些城市正在将高层商业楼宇纳入网格化管理,并将“楼组长”纳入单元网格。如街区“守望眼”,类似芝加哥大学每隔百米的报警立柱和夜晚值守的校警,网格管理人员的单元网格巡查,实际上发挥了注视、关注和关照的作用。如城市“技术网”,纽约市曼哈顿区上万个摄像头以及SeeClickFix和CitySourced等公众参与程序,与中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的技术应用场景极为相似。

    第三,网格化管理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途径与深层诱因

    从实现途径看,结构层面,单元网格结构保障政府主动巡查常态化、闭环式分权管理结构理顺问题处置过程、网格化管理正式化专业化水平提升等是网格化管理结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深层机理。技术层面,传统信息技术以摸清底数、动态管理与信息传递共享等方式增强网格化管理结构的“联通”性,使社区治理“效率更高”;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盘清底数、问题发现、任务分派、问题处置、队伍监管与工作考绩等方面的变革性影响,为网格化管理结构“使能”,使社区治理“更加聪明”。

    从深层诱因看,一是网格化管理集中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横向交织的关系网络的综合作用,实现了权力的生产性扩充,即在不扩张各部门权力的基础上,以增设信息中转机制的方式巧妙地优化权力运作,体现了网格化管理的权力效应。二是网格化管理将周期性查看和仪式化规训延伸至生活世界,实现了规范化的城市健康检查。三是网格化管理通过底数清、情况明、实时监测、动态跟踪等技术掌握服务管理对象变化,构建秩序消弭管理混乱。四是网格化管理营造了监管者在与不在都能发挥连续全时域的监管效力的场景。五是网格化管理在源头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践行有效预防胜过十倍应急。

    第四,网络型结构是网格化管理未来的结构趋向,信息技术深度使用是持续发挥技术红利的关键

    网格化管理结构趋向、传统信息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及其组合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城市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帮助大小存在差异的根本诱因。当网格化管理结构趋向网络型结构而非官僚制结构时,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帮助较大;当网格化管理结构的正式化、专业化程度较高时,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帮助较大;当网格化管理结构为混合型或网络型且信息技术使用水平较高时,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帮助较大;当网格化管理结构为混合型或网络型且信息技术使用水平较高时,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比使用传统信息技术,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帮助更大;在不同网格化管理结构与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的组合形态中,当网格化管理结构趋向网络型结构且信息技术使用水平较高时,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帮助最大。综上所述,网络型结构应成为网格化管理未来的结构趋向,具体包括吸纳社会力量阶段、追求公共利益阶段和追求协同治理阶段三个层次。信息技术深度使用高度依赖组织流程再造,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不断磨合与优化调整是延缓技术“红利”消退的重要方式。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泛在化”面临信息泄露和隐私保护等风险敞口,迫切需要在法律和伦理层面给予回应。

    该成果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运用组织制度化过程理论揭示我国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进程及其基本特征,提出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过程呈现东、中、西部渐次发生的特点,制度效力不断提升,政策领域不断延展;尤其在应急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与市场监管四个领域推进较快,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化过程最为完整,这为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制度化过程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二是针对以往研究中网格化管理与社区治理绩效关系松散的现象,提出将网格化管理结构、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绩效共同纳入分析框架,提出官僚制型、混合型与网络型三种结构趋向,并区分了传统信息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同作用,为揭示网格化管理与信息技术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思路。三是研究提出的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的生成机制、内在逻辑、深层机理与组合特征,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理论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解释力,并为组织结构与绩效关系,信息技术与绩效关系,组织结构、信息技术与绩效关系的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识。

    该成果研究回答了为何不同城市网格化管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其根本诱因是网格化管理结构趋向与信息技术使用水平的差异;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结构形态与信息技术使用水平对公共安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绩效领域中不同绩效事项的贡献差异,为实务部门有针对性地调整与优化网格化管理结构与技术提供实践指引。二是研究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复制、推广的丰富鲜活的案例素材。三是研究指出网格化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网络型结构趋向以及信息技术的深度使用,应注重信息技术使用与组织结构优化之间的磨合,同时不应忽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