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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报:十九届五中全会:面向新发展阶段,如何谋划战略?


    发布日期:2020-11-05 作者:曾峻 《社会科学报》第1729期第1版 字体大小[    ] 浏览次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而坚定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领各方面工作的愿景。围绕这一愿景,中国以民族复兴的第一个重大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阶段性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内国际全面发力,取得新的历史进步。

         然而,在中国致力于实现自身目标的时候,世界却陷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动世界中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成为近年来中国政策调适和突破的中心议题。

         三个“百年”交织激荡

         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之年。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尚未完全化解,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决战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百年未遇大疫情,三个“百年”在2020年交织激荡。疫情加剧世界动荡,世界动荡加速百年变局,百年变局增加实现百年目标的难度,同样为今后发展增添诸多变数。

        大变局、大疫情带来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但在另一方面,新挑战也提供了一次集中反思和调整的机会。境外“断供”“脱钩”“打压”等行为,暴露出我国在产业链安全、科技创新、重大基础性研究等方面存在的弱项,有利于我们客观清醒认识到差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干部素质和能力存在短板,进而说明在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处于“背水一战”之地,才能激起“破斧沉舟”的勇气。从这个角度讲,大变局和大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痛下决心、采取更有力措施,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这是对冲风险的阶段性举措,更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阶化的必由之路。

         新发展阶段的政策新取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告,“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开始思考“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4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他从发展战略高度论述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问题。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关乎中国未来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要求。在调研“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过程中,这些思路和要求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在五中全会上正式确认。从上述重要时间点可以看出,整个2020年具有“分水岭”意义。不仅意味着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转换,而且意味着整个发展取向和具体政策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和安全关系上,更加关注安全。这里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即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上,更加注重国内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取消国际循环,更非回到封闭状态,但主体或侧重点则转向国内大循环。

         第三,在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关系上,更加突出创新驱动。把创新作为未来政策组合的第一条,强调创新的核心地位和科技自立自强,均表达出对创新前所未有的关注。

         第四,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上,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对此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第五,在城市与乡村关系上,更加突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作为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极的关键。

         第六,在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上,更加强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第七,在民生保障和民生改善关系上,更加突出民生改善,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成为社会建设的新追求。

         人是最大的发展动力

         新发展阶段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贯彻新发展理念关键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则必须以创新为根本驱动力。要解决创新驱动问题,则首先要解决驱动创新问题,即通过改革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藩篱。尽管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不少措施,但尚未完全触及要害。拥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办科研院所、大学的活力尚未充分释放,在这些机构工作的科研人员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出来。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导致“创新异化”,以及“虚假繁荣”,不完善的政策规定导致优质创新资源“沉没”或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不单科技创新如此,其他领域也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保护和开发动力资源。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策设计,核心问题是解决约束激励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人口红利”逐步降低时,释放“制度红利”就显得尤其重要,而制度设计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避免过度超越发展阶段和人们道德水平。只有这样,美好的蓝图才能变成现实。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rFYcu1lJ5oTR9rWfois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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