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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观新闻:习近平关于五四运动提到的“大历史观”,究竟指什么?


    发布日期:2019-05-08 作者:胡伟 上海观察2019年5月8日推送 字体大小[    ] 浏览次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他强调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那么,为何要坚持大历史观来研究五四运动?用大历史观研究五四运动,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对此,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思考。

        什么是大历史观

        研究历史事件,必须要有历史视野。虽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无法跳出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去回眸历史,更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各种琐碎来重现历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但是,尽可能客观地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还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历史一方面是一个不断被重新构建的过程,另一方面,历史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只是去做历史的考证,或者去还原每一个历史细节,而是需要从大历史观去加以审视。

        所谓“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种是以宏观历史的角度,从总体的历史纵横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对象”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则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这两种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从历史的大格局上观察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研究五四运动之所以需要大历史观,是因为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它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如何从大历史观去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呢?这就需要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

        如何用大历史观去审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里程碑,作为中国从近代史到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需要置于历史的逻辑线索中去审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第一个转折点是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第二个转折点则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从近代到现代的标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也是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艰辛探索现代化的艰辛过程。

        “现代化”亦称“近代化”,来源于英文“modernization”,与近代史同根同源。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英军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从中认识到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将这一思想加以贯彻的是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致力于兴建现代工业,并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其中北洋水师一度被称为“远东第一水师”。然而,“远东第一水师”在甲午战争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自此,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成为了新的列强,而中国依然是腐朽的专制统治。于是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变法图强”,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第一次走向了共和。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确立,反而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于是,陈独秀、鲁迅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开民智新民德,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水乳交融的,救亡与启蒙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传到了中国,之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大历史观看五四运动带来的启示

        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都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进行了艰辛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的认识过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可谓波澜壮阔,但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理一个线索,那就是经历了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三部曲”。近代中国的这一历史逻辑,梁启超1923年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因此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文化更新问题。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文化革命并不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梦想,于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只有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还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强国,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再进行一个历史的轮回,而是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应该是大历史观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的最大遗产正在于其精神层面,这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而且“启蒙”与“救亡”这两者在现代中国是不可分的。

        从中国由古代向近代的历史转变以及近代史“器物—制度—文化”这一现代化进程的大历史观来看,五四运动给中国所带来的精神价值正在于其“现代性”。中国历史上不乏爱国主义,从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过零丁洋》诗篇、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郑成功收复台湾、邓世昌壮烈殉国,都洋溢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只有五四精神才第一次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启蒙与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了现代性的神髓。这是五四运动所孕育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文化觉醒的重要体现。五四运动之所以是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正在于它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并指引和激励着中国不断走向光明的彼岸。

        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有机统一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精神的最忠实继承者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除了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有机统一起来,而国民党则代表着腐败、倒退、独裁、黑暗。1945年,针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面向新时代,继续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一精神已经融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把这一精神践行好,是今天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原文链接: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4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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