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检索


    当前位置:党校--首页 > 媒体关注


    《解放日报》:为什么“完全可能产生新的中国话语”


    发布日期:2018-05-08 作者:黄力之 《解放日报》2018年5月8日 第9版:思想周刊/观点 字体大小[    ] 浏览次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与中国问题的关系是应该关注的。

      既有中国特色,又追赶世界步伐

      马克思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时,正逢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当时,马克思尚未对中国有太多的关注。马克思只是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角度感觉到中国问题的存在,还谈不上社会主义前景的问题。
      在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一个德国传教士离开欧洲20年之后从中国回来,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解释后,他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经预感到,尽管中国尚处在“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但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完全可能产生出新的中国话语,既带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又追赶世界的前进步伐。
      100多年后,正是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世界历史上的最好时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融入中国话语之中。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命题。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中华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终于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走向是渐进改进结果

      不过,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态势,我们存在着较为悲观的估计。这与中国的崛起之势是极不相称的。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中国正在历史性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崛起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极有可能重塑一个与当今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国不再认为与西方的关系应该是单向的”,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一笔伟大的财富,而且其中的经验可直接运用于当下”。
      美国伊恩·莫里斯甚至展望,到本世纪末,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成就,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会学习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坦率地讲,中国话语体系并非从来就不存在。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从对万物本原的看法到对人性的看法,从对群体社会规则的制订到对感性精神生活规则的探寻……中国人无不有所触及、有所认识、有所主张,展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
      之所以称为中国话语体系,一方面在于它是中国独特的,且迥异于西方话语形式;另一方面在于这套思想体系建立在中国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至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这个特有的天下秩序观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
      问题是,近代以前的中国话语体系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并非是一种真正面对世界的话语体系。由此,明末来华的利玛窦曾这样描述:“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这一传统的中国话语体系,由于遭遇西方人工业化的装备摧毁,从此日渐式微。我们必须看到,恢复历史上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旧式话语体系,既有悖于世界文明潮流,也不具备现实性,唯有重建才是可行的选择。这也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涵。
      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既然称为体系,就内在包含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史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仅就迫切性、基础性而言,当下重要的是确定基本问题域。其中,首要的基本问题是中国问题,即中国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西学的再度涌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帮助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破除僵化保守,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把整个改革理解为完全按照西化模式来改造中国,那就不对了。一方面,我们吸收和学习包括西方在内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全盘西化的诉求和趋势,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包括体制改革在内,中国在多个领域都是既学习外国经验又保持独有特色。
      由此可以说,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是中国话语体系重建的明确信号。它确认了中国的走向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取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中国不存在走向西方模式的必然性。中国将以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形式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8-05/08/content_81512.htm




    无标题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