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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兼论当前关于实践的误区


    发布日期:2016-10-19 作者:52期中青班 吴从环 字体大小[    ] 浏览次数: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在安乐椅上永远地睡着了。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历史已经证明恩格斯的精准预判:马克思的逝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种损失不仅是理论上的、也包括实践上的、或者说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的损失。

        一、马克思对实践的认识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派别最大的差别是其源于实践,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检验,然后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完善。早在1845年,马克思草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就对实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但却只能是提纲性的安排,后来由于其它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需要,他一直没来得及完成这一理想巨著。《提纲》共有十一条,第一条到第十条是对实践的认识,第十一条是对实践的实践论。

        要革命地改造世界,首先要准确地认识世界。在《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实践的认识论上。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只是把理论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因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只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人自身,两者是一致的。对世俗基础的理解不应立足于宗教世界,而是要立足于世俗基础本身。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构成了马克思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马克思认识世界的方法。

        认识世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改变世界才是马克思的终极目标。《提纲》的最后一条,马克思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把自己关在别墅里,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沉浸在大学的书斋里,而是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从1842年在《莱因报》工作时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到积极投身于1848年欧洲革命,再到激情洋溢地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总是走在革命的前列,努力地用自己的理论去改造世界,每一次积极的革命实践也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尽管马克思用行动证明了他隐藏在《提纲》中的核心理念——实践,如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就多次指出,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对《提纲》进行深入的探讨,没有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地论述,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这在后来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成了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一。这样说并不是矮化马克思的贡献,我们不应当对他有再多过分的要求——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经济运行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并且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所有这些每一样都是极其难得的。

        二、毛泽东对实践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逝世后,关于实践观的认识和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直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历经了多次曲折后,才有历经磨难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其他活动的东西,人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也是《实践论》的前提。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对认识做了内涵和外延的延伸:从外延上看,“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具体地说,除了物质生产,还包括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从内涵上看,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人们要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

        毛泽东的实践观到此并没有结束,《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才是《实践论》的中心内容,这也是《提纲》第十一条揭示的主题。毛泽东把认识——实践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阶段,看到了各个事物的现象、片面、外部联系;认识的第二阶段是理性阶段,产生了概念,经过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认识,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第三阶段是改造世界阶段,表现为从理性的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毛泽东还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每一次循环都比较进入到高一级的程度。

        毛泽东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不仅仅源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源于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像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在革命初始一直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他把自己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饱经沧桑的泥土中。在早年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又做了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为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做过如此系统的调查,也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如此准确。对中国社会认识的到位促进了革命的蓬勃发展,而接连不断的右倾左倾则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恰恰是由于他背离了认识实践规律,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失误。

        三、当前关于实践的误区

        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合中国,为什么是在毛泽东带领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两位伟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一是都是为芸芸众生着想,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二是都有较深的认知能力,马克思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于一身,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和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理论的指引是领袖的必备条件;三是都有积极投身革命的实践行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实践基础。

        马克思把实践观奠基于生产活动,毛泽东又增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自然界的科学实践本身就是实践活动;但对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却不能不投入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没有实践,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认识,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遗憾的是,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过程,割裂认识实践的联系越发明显。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历很高,具备了较深的认知能力,但却较少地投身于社会实践。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更多地是源于书本的间接知识,缺乏亲身体验,有些宁愿把自己像费尔巴哈那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去构筑他们的抽象理论。越来越多的大学在传授西方国家最新理论,当然也不乏有些学者像一句中文都不懂的李德那样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众多的实践者却是看淡了抽象的认知能力,他们觉得理论工作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缺乏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那种理论自觉。没有了理论自觉,把自己停留在《实践论》的感性认识阶段,妄图跳跃理性认识阶段直接从感性认识到再实践无异于痴人说梦。尽管可能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基础即较高的学历,但他们不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而是在长时间单纯的实践中堕化为碌碌无为的事务主义者。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很容易变成盲目的实践。

        造成认识实践割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传统,但当前认识和实践的割裂似乎又和孟子的语境大相径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认识和实践做静态化处理,实践论却是要打通认识和实践的沟通桥梁。为此,可以考虑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沉淀一定的社会实践这一门槛,而不是一味地闭门造车,这也可以让他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实践工作者也要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而不是成为机械的事务主义者,许多人在临近退休之际退居二线之时如能给予他们著书立说的机会,则不仅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可让我们的社会理论越来越多具有实践性。如斯,人之幸,国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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